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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付诸实践的成果,也是晚清思想史上的一项重要标本。梁启超根据进化史观,基于“过渡时代”的视角,纵论李鸿章的生平经历和成败得失,揭示了“世界之中国”时代的历史变迁大势。该书体现了一种新型“史识”和史家自觉,反映了梁启超对晚清士大夫“变局”观的承接和超越。梁著及相关文本开创了一套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整体贯通论述,对于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术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一般认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的思想趋于激烈,甚至一度热衷于鼓吹破坏与革命。但他笔下的革命与革命派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不可同日而语。在梁启超的思想体系中,无论破坏还是革命,都只是其实现立宪政治的手段。流亡日本之初,他明确反对革命,主张寻求列强支持,走“尊王复辟”之路;而后,随着对国民重要性的发现,梁启超毅然提出依靠国民实现国家独立的救亡之路,卢梭的“民约论”遂成为其进行思想“革命”的武器,这与革命派呼吁...
1902年梁启超提出和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是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和使用者。但到了晚年,由于已离开政治斗争舞台,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因此,与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派、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不同的是,他不是从当下的政治需要、政治斗争,而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中华民族的。
2023年2月23日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和图书馆学家梁启超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前哲垂范文津日新——梁启超诞辰150周年纪念座谈活动”在国家图书馆举办。活动现场,国家图书馆与中共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委宣传部合作共建的“梁启超数字图书馆”正式开通。
梁启超在1901—1902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一般被视为20世纪初“史学革命”的宣言书。理解“史学革命”的内涵,需要从具体的知识脉络入手。学界以往大多基于中、日文资料,强调梁启超的“新史学”受到明治日本“文明史学”的重要影响。李孝迁梳理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采择借鉴日本“文明史学”的文本痕迹,认为它们均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论著,其宗旨和意义在于政治批判。
梁启超不仅在中国学术界首倡全新的史学理论———“新史学”理论,而且运用其“新史学”思想积极从事史学实践活动,其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有贡献。史学家萧一山说:“梁启超对清代学术与近百年学术史的研究,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探幽开微的功力,都为学术界所公认,为近代史的研究,建立了可信赖的足为信史的一些楷模。”911其实,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亦不局限于“清代学术与近百年学术史”,其所涉方面大大超...
民国初年梁启超曾与英文《京报》(Peking Gazette)密切合作,其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便最早刊登于此。《京报》因此在“二十一条”交涉期间及大约同时的反帝制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舆论作用,成为一份颇具影响力的外文报纸。护国战争结束后,《京报》一度被视为梁之机关报。然而,二者终因在黎段之争中立场不同,渐行殊途。梁启超与英文《京报》的这段合作经历向被忽视,却揭示出内政与外交不可复分的时代特征。
梁启超刊发于《清议报》的大量文、论,清楚展现了他提出近代国家思想的内在逻辑。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效申包胥之哭”,乞师日英,终以失败告终。以此为契机,梁启超开始关注日英对华政策,充分认识到保全即瓜分的本质。而后,他以西方的近代国家思想为理论基础,果断提出依靠国民实现国家独立的全新命题,《清议报》遂成为梁启超输入并阐发近代国家思想的园地。但作为“康党”的“机关报”,《清议报》同时并存...
《近世之学术》是梁启超经历美洲之行放弃“猖狂言革”的政治主张后又重新续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章。它是梁氏历经二十余年的清代学术史书写的开端,背后又牵涉“古学复兴”重建中国文化的取径与旨趣,在梁氏本人及近代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梁氏写作《近世之学术》时,虽然放弃“猖狂言革”的政治主张,但仍有意保留一些“革命”手段对专制政府施加压力,以“破坏之建设”促成立宪政治这一根本目的。这一政治目...
清末停科举,民初反思停科举。作为一个过程,二十世纪初年的这一段思想历程由知识人开先,以知识人为主体。因此,主张停科举的主要人物,反思停科举的主要人物,以及十多年之间,先主张停科举,后反思停科举的主要人物都出自知识人。其间,梁启超以其前后反复、孙中山则以恒定不变而引人注目。
梁启超不仅在中国学术界首倡全新的史学理论---"新史学"理论,而且运用其"新史学"思想积极从事史学实践活动,其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有贡献。史学家萧一山说:"梁启超对清代学术与近百年学术史的研究,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探幽开微的功力,都为学术界所公认,为近代史的研究,建立了可信赖的足为信史的一些楷模。"
2019年1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共同举办的“启蒙先驱文化巨擘——纪念梁启超逝世九十周年暨《梁启超全集》出版座谈会”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市社科联等研究机构和高校专家学者与会。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李翠玲,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出版基金办公室主任刘亦文,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主任崔建飞...
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看,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论,梁启超主张中国古代专制说,系不加反省地全然接受外来学说;钱穆反对"专制说",妨碍了对历史的认识。实际上,无论梁、钱,他们在主张或反对中国古代专制说时,均是站在中国立场上,注意结合中国的历史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问题,与"西方的依附"没有多少关系。梁启超对中国古代专制特点的概括和分析,对专制理论的运用和解释,具有浓厚的本土色彩,而非被动行为。钱穆从人文的角度反对...
梁启超全集》(图)。
梁启超论趣味与趣味教育     梁启超  趣味  趣味教育       2016/11/28
梁启超由推崇情感而推崇趣味,在从本体、人生和美学等不同角度诠释趣味的同时,大力提倡趣味教育。梁启超对趣味教育寄予厚望,与情感高于理性的哲学理念和心学主旨一脉相承,也使他的教育宗旨侧重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而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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