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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8辑。
地方势力与王朝统治互相支持,是南朝时期吴郡地方政治的特点。侯景之乱中,吴郡地方势力先是积极援助朝廷,之后又为维护地方利益而起兵,但在失去王朝体制支撑的情况下,其军事化路线并不成功。代表吴郡士族参与梁陈易代的名士群体与建康的门阀社会或萧梁末期的江陵朝廷关系密切。梁陈之际,吴郡地方势力归附于在三吴地区建立政治根基的陈蒨。天嘉二年始,陈朝形成以宗王出镇吴郡的惯例,吴郡地方势力占据着郡掾属的职位,出任宗王...
三少帝时期的讲经制度与经学发展在《魏志》相关记载中有所体现。侍讲者有郑学、王学及王何新学三派,讲授所用经书以郑注与王注为主。由曹髦与博士的问对,可见经学渐重义理、以孔说质疑经典的演变,原因在于解经方式的困境与经典本身的矛盾。曹魏中后期经学转型的内在路径是郑王相争、王学之变及王何新学的破与立,历史动因是司马氏建立巩固新兴政权的政治需求。
围棋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流行,具有激发人们谋略、计算等益智的功能。同时,时代背景对其影响甚大,在两汉三国时期,偏重于兵法运用、谋略的运筹。两晋南北朝时期,则多成为展现名士矫情镇物的工具。围棋作为体育项目之一活跃至今,与自身蕴含的文化内涵密不可分。虽然中国古代尚未有西方近代体育这个观念,但它的娱乐、休闲、锻炼人的意志、公平竞争的特性,是与体育功能相通的。
甘肃武威南滩魏晋墓调查报告。
陕西华阴_大荔魏长城勘查记调查报告。
在萧梁末期荆益之争的趋势下,萧纪出蜀东征失败,导致蜀地势弱。宇文泰在西魏内部力排众议伐蜀,占据蜀地核心区。其后在“改置州郡及县”的方针下,以“剑阁〖CD*2〗成都”一线为主轴,长江沿线为辅翼,大力改造、建设蜀地的政区,以削弱梁朝的影响。平蜀与蜀地政区建设,为西魏营造了巨大的权力空间。为杜绝武川“宿将”、长安魏廷染指蜀地,同州霸府通过垄断入蜀、出蜀的征调渠道,建立对蜀地地方行政系统的掌控权。但在此过...
在萧梁末期荆益之争的趋势下,萧纪出蜀东征失败,导致蜀地势弱。宇文泰在西魏内部力排众议伐蜀,占据蜀地核心区。其后在“改置州郡及县”的方针下,以“剑阁〖CD*2〗成都”一线为主轴,长江沿线为辅翼,大力改造、建设蜀地的政区,以削弱梁朝的影响。平蜀与蜀地政区建设,为西魏营造了巨大的权力空间。为杜绝武川“宿将”、长安魏廷染指蜀地,同州霸府通过垄断入蜀、出蜀的征调渠道,建立对蜀地地方行政系统的掌控权。但在此过...
南北朝时期的地主,既指占有或追求大量田地者,也指占有或追求大量钱财者,土地是地主首要的追逐目标,钱财也是其重要的追逐对象。南北朝时期的地主,分为“皇权地主”和“吏民地主”两类,前者由皇帝、皇室地主和官僚地主三者构成,其中皇帝乃是全国最高、最大的地主;后者主要是指“吏民”中占有较多土地或财富的相对富裕者。
在拓跋鲜卑建立国家的进程中,君位继承制度亦随之转型,由部族传统下的兄终弟及制转变为华夏式的嫡长子继承制。为了排除旧制的干扰,北魏前期诸帝对宗室近属展开普遍性的、惯例性的政治清洗,我们称之为“立子杀弟”现象。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开“子贵母死”与“立子杀弟”之先河,二者相互配合,旨在消除同母弟等因素对嫡长子继承制的威胁。明元帝循道武帝之轨辙,使二者固化为政治惯例。随着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以及献文帝朝政局走向...
北魏分定姓族,包括汉人郡姓和代人姓族的评定,确立了以“郡姓体制”为核心的新门阀制度。汉人郡姓评定、确认郡姓分布格局和评定郡姓等级,构成了“郡姓体制”的内核;构建“四海大姓—州姓—郡姓—县姓”的姓族秩序,构成了“郡姓体制”的外延。代人姓族评定、改迁洛代人为河南人和促成代人姓族“郡姓化”,是对“郡姓体制”的补充和完善。“郡姓体制”将胡汉大族纳入新门阀制度中,具有整合汉人士族和代人勋贵的功能。此后,“郡...
“曲沃代翼”常被中国古代史书作为东周晋国史的肇端,其缘由不仅在于它是春秋初期发生在晋国的小宗篡夺大宗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也是晋国从周王室之侯伯到诸侯霸主身份转化的关键性转捩点。它不仅直接导致了晋国“新”“旧”政权的更替,而且还是周代权力结构从西周王政向春秋霸政演进的标识性事件。该事件的肇始者晋国桓叔,是在前有殇叔自立、后有文侯夫人干政的背景下开始代翼图谋的。
所谓“汉魏故事”是指曹丕通过禅让方式获得刘汉天下的历史事件。无论陈寿《三国志》还是裴松之注,皆站在曹氏立场叙述这一事件,裴注援引《献帝传》更是以冗长的篇幅记述了禅让的整个过程。这一历史书写体现了曹魏禅汉的理论主张,即借助尧舜禹禅让故事阐释“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等易代思想的历史合法性。该书写极力彰显曹丕才德,试图从理论上阐明非血缘继承的合理性。
基于原有人员结构和扩张疆域的需求,自孙氏渡江始,其统治便具有鲜明的地方分权色彩。政权稳固后,江东、淮泗强宗大族多居高位要职,颇具实力,又因沿江要塞散布,防线漫长,分权倾向得以长期延续。在此背景下,皇帝或权臣加强威权的倾向与权力分配的历史传统及保障政权安全的切实分权需求之间,便经常产生矛盾。由此,孙吴形成了难以接受执政者太过强势的鲜明特点,并导致孙吴历史上,尤其是权臣执政时期屡屡发生惨烈的政治斗争。
从梁陈之际到隋朝统一的四十年间,东亚政治格局有三次重要变化。承圣三年到天嘉三年(554—562),南朝与百济同处内外危机之中,这是南朝天下秩序整体危机的表现。陈文帝仍延续萧梁政策,以百济为东亚首要国家,并笼络新兴的新罗,但陈朝建构东亚秩序的尝试在光大元年(567)遭遇挫折。陈宣帝夺位引发华皎之乱、北周入侵,天嘉年间东亚和平局面终结,东亚诸国外交重心转向北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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