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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之所以最终采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的法人元分类，一是对《民法通则》传统的继承，二是为解决实践中的非营利法人问题，具有合理性。营利法人的一般规定实质上发挥了商法典总则的部分功能。法人分类与法人形态法定主义有密切联系。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分类是法人的构造维度的分类，两者之间的差异在减少，甚至存在重叠。中国非营利法人立法中存在体系的叠床架屋和治理的空心洞的困境，我国应制订一部《非营利法人法》，...
《民法总则》关于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极具中国特色，其规范构造虽然通俗易懂，但在立法技术上付出了重复立法的代价。下调无民事行为能力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界限，旨在减轻无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先天缺陷。年龄界限下调得越低，越利于缩减这种缺陷。其第21条所作八周岁以上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新增规定，是对未成年人之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缺乏深入理解的产物，属于无益有害的立法“创新”。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拟制与未成...
《民法总则》制定过程中的“通则思维”危害极大，“民事权利章”是其典型表现。在民法典分则会对各项民事权利作详尽规定的预设之下，没有必要再设“民事权利章”。《民法总则》在人格利益保护方面，采行了人格利益保护一般条款加具体人格权之模式，个人信息保护则采行为规制模式，这均应予以肯定。“民事权利章”之中的现有财产权规定应予删除，以免出现财产权规则分置于总则和分则的局面。荣誉权之规定也应当删除。
从比较法上观察，在民法典总则中列举基本原则并不是一种常态。我国《民法总则》对基本原则的列举更多地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立法传统的延续。尽管立法者可能没有明确的意识，但是这种立法例和内在体系的外显、体系融贯性的要求存在紧密的关联。上述两种理论的出现时间有先后的差异，理论基础也有区别，但是共同的目标均是对概念法学僵硬性的克服，从而为法官解决疑难案件提供更多的价值指引。在《民法总则》中列举基本原则只是内在体系...
通过全国人大授权司法机关进行刑事速裁程序试点的目的是保障司法改革试点于法有据。全国有18个试点域市直接参与速裁程序试点，不可避免地产生试点的本地化差异。速裁程序试点中的本地化问题是试验性立法领域中出现的新问题，不仅对于确保中央司法改革试点项目规范运行有着重大现实意义，而且对与速裁程序相关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也有着重大影响。对北京、上海、广州和西安四个代表性地区的试点司法机构制订的地方文本考察和比对...
未遂教唆是指教唆人出于使被教唆人的实行行为一开始就只能以未遂告终的意思而进行的教唆。未遂教唆不可罚的法教义学解释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从教唆故意与一般故意的关系看，教唆故意是一般故意的具体化与特殊形式，我国刑法中教唆故意的内容不仅包括引起被教唆者的犯罪故意与犯罪行为，而且包括由被教唆者行为所导致的法益侵害结果。二是从共同犯罪立法模式的角度，我国的共同犯罪立法模式属于统一制正犯立法模式，根据统一制...
当下的宪法审查发生学较为偏颇，仅以司法审查制为素材，因此无力批判政治性宪法审查及其误区。巴黎高等法院1392年至1788年的注册和谏诤制度是世界宪法史上最典型的政治性宪法审查。巴黎高等法院审查的兴起，源于其辅助王权并增强君主制的正当性，其衰亡则由于审查所固有的政治性导致政治竞争从而僭越主权。政治性审查所造成的对法官统治的担忧，使得宪法审查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一直遭到抵制。并非强大的主权观念消解宪法...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一项具有宪法位阶的原则，但在刑事诉讼法中尚未被充分具体化。对于该原则应有之态度是充分运用各项法律技术，尽量揭示并充实其法律内涵。站在审判中心主义视角之下，控审职能之间的区分应从形式走向实质。控审之间的良性制约关系应依托控诉、法定、调查、直接、法律保留等诸原则，以及起诉审查、强制起诉、司法审查、事后审查之上诉审等程序予以贯彻。相互配合应主要体现在与干预公民基本权无关...
在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制度中，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救济措施主要为剥离和许可。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经营者因知识产权而拥有的竞争优势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相较于剥离，知识产权许可能够更好地适应这种不确定性。从欧美经验看，能否采用知识产权许可作为救济措施，主要应考量和平衡两方面因素，其一为竞争与效率，其二为反垄断的事前控制和事后控制。知识产权许可的有效性取决于许可价格、类型、范围等因素。我国目前采...
合同法是交易法，也是自治法，不仅在单次的交易中发挥着纽带功能，在关系性、合作性活动中也至关重要，被广泛应用于生产、流通乃至其他各经济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合同法和法人或非法人社团(及其背后的法律规则)一样，都具有组织复杂经济活动的功能。合同法一方面因应社会经济需求促进各方共同利益的实现，如对组织型合同、共同行为等进行规制和调整；另一方面，其自身也因这些社会经济需求的推动而发生了重大变革，具体体现在协...
《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4项和《合同法》第52条第2项规定的恶意串通之法律行为无效规则，仅规制当事人以恶意串通订立法律行为(合同)的方式损害他人(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表面上似也满足恶意串通规则要件的许多情形，实际应由通谋虚伪表示、法律行为违法或违背公序良俗无效、债权人撤销权等制度分别处理。恶意串通规则仅在保护特定第三人的特定债权时才可能有独立意义，目的是恢复该第三人获得实际履行(而非仅金钱赔偿...
快播案中，控辩双方的争议主要围绕服务器和淫秽视频这两项关键证据的取证和保管环节展开，其核心是电子证据的鉴真问题，即这两项证据同被告人之间的联系是否是真实的。该案的审理应当适用我国自2010年始建的电子证据鉴真规则。相比于国际上通用规则而言，我国的这项规则存在着缺少“自我鉴真”和“独特特征的确认”方法、较多依靠笔录审查而知情人出庭作证较少、尚未建立证据标签制度和推定鉴真制度以及缺少鉴真不能法律后果的...
在快播案被告人实施的两类行为中，提供播放器的行为只是违反了监管义务，有成立不作为的可能性；缓存行为则积极地支配了犯罪进程，属于作为。对于作为犯，应当从存在论的角度考虑行为人对结果发生的原因及犯罪进程的支配；对于不作为，应当从义务违反的角度进行论证。快播案判决在定罪结论上完全合理，但全案以不作为犯为论证立足点，就播放器提供行为一节的法益侵害后果而言，缺乏证据支撑；将刑法外的义务作为保证人义务也存在疑...
在规范层面，谈宪法宣誓就是谈宪法忠诚。国家是一个建立在忠诚的道德原则基础上的存在实体，只有在存在的意义上才能真正理解国家的本质，也才能理解政治忠诚的意义。不同的国家形态，其政治忠诚的模式不同，现代立宪国家的政治忠诚集中体现为宪法忠诚。除非宪法成为国家的公民宗教，否则共和国就不具有最有力的精神纽带。宪法宣誓被普遍用于保证宪法忠诚，因为宣誓是一种神圣的言语行为，其神秘的力量和功效蕴藏在誓言的结构之中。...
传统劳动关系概念和判定理论突出人格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该理论主要以工业化时代的工厂劳动关系为模型。由于平台用工具有许多新特点，劳动关系理论在互联网平台用工背景下遭遇了巨大挑战；但传统劳动关系概念和判定标准具有较强的弹性和适应性，并非完全过时，仍可包容网络平台用工关系。与此同时，为适应网络平台用工的新特点，劳动关系的判定方法需作相应改进。对网络平台用工劳动关系的认定，应根据不同平台以及不同类型工人的...